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南岸，省境周边三面环山，中部丘陵、盆地相间，北临长江，内部回旋余地开阔，东与浙江、福建相邻、西与湖湘接壤、南与广东毗邻、北与湖北安徽相望，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连接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3个经济区的省份，沟通内外，形成了颇具安全感的区位优势和地理格局。古代江西曾经分属为越、吴、楚，其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地域环境，孕育了浓郁地方特色的赣文化。一方面，赣文化受越文化、吴文化、楚文化以及后来中原文化的影响，既扬长避短，又融会贯通，形成了融兼容性、高尚性、务实性、开拓性为一体的赣文化。另一方面，尽管江西水运丰富，但陆路闭塞，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物产丰富、少有战祸，也造就赣文化的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保守性。从江西地理环境来看，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森林覆盖率高、气候温和，粮食产业自古到今都是江西省的支柱产业，号称鱼米之乡。其古时经济繁荣，人们生活安康，必然催生人们对医学的需求，促进江西中医药的繁荣。
一、上古时期
医药卫生知识的萌芽伴随着人类的形成与发展。考古资料显示，早在20万年前，江西就有原始人活动的迹象。距今15000年至4000年前的万余年间，江西大地上的先民与其他地区的原始人一样，也从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栖息在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一带的先民，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洞穴居民。这两处有两项惊世的发现，一是在距今1.2万年的地层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稻植硅石，这是当今世界发现的最早栽培稻遗存之一，此项发现有力地昭示，江西是亚洲和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二是出土了距今约1.2万年的原始陶器，这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陶器之一。在距今6000至4000年前，江西境内的原始居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聚落增多，人丁逐渐繁衍，考古工作者在江西发现近百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从出土器具和相关遗迹分析，除个别滨湖地区的原始居民主要从事渔业经济外，绝大多数居民以农业经济为主，而且以栽培水稻为主要生产活动。继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的近500年间，即距今约4100至3600年间，江西境内的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原始居民的聚落形态发生变化，逐渐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过渡。
赣江中游的筑卫城文化是江西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最广也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最典型又经过多次科学发掘的是樟树的筑卫城遗址下层和樊城堆遗址下层。这两处遗址的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层为新石器时代末期，上层为商周时代。赣东北广丰县的社山头遗址，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上层为商周青铜文化。
樟树的筑卫城发现有保存较好的古代城垣，南北长360米，东西长410米，总面积达147600平方米，城的北面还能看出明显的内外城，它可能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早期文明大型土城之一。赣东北广丰县的社山头遗址下层发现了灰坑、窖穴、房基和墓葬。
二、中古时期
（一）先秦两汉时期中医药知识的长期积累
大约在商周时期，江西大地已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樟树吴城遗址据称是商代方国遗址，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具有浓厚的殷商文化特色。西周中期，江西可能已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版图，这里可能曾经有“应”“艾”两个封国。春秋战国时期，赣北的不同地区曾分别属吴、楚两国，固有“吴头楚尾”之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江西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版图。西汉设豫章郡，派灌婴到南昌筑城，江西的省区规模初定。作为南方卑湿之地，这里也开始出现落魄皇子皇孙的封地，21世纪的考古大发现——海昏侯墓就坐落于江西南昌的近郊——新建大塘坪乡。
从远古至商周，人民对自然的认识有限，众多的未知领域导致巫风盛行，巫祀和傩舞成为驱蚊避疫的主要手段，基本属于蛮荒之地的江西巫风更盛，鬼俗甚炽，此时的医学主要是巫士医学。战国秦汉之际，中原大乱，相对安定的江西成为避乱的理想场所，这里幽僻的山水形胜吸引了诸多方士，他们到此隐居修真，探寻方术，采药炼丹，施药行善，巫士逐渐演变为方士医学。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在入蜀前曾在东部游历10年，江西是其流连的地区之一。东汉末年，张道陵的玄孙——第四代天师张盛南下江西龙虎山，继承祖业，定居修道，他们的到来对江西道教医学的诞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魏晋隋唐时期江西医学的初兴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东吴孙氏政权占领江西后，苦心经营，江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面貌大为改观。两晋时期，北方大乱，江西相对平静，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成为中原民众南迁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隋唐五代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大庾岭道的修治，江西地区融入了全国的交通网络之中。“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北方人口纷纷南迁寻找“乐土”。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的江西成为北方移民的重要接纳地。外来人口与江西本地人口的融合，在促进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疾病。因此，医药保健成为江西本地民众和外来移民不得不关注的现实问题。某些精通医术或希望以医传教的道士们在医学上的探讨为江西医学的兴起做出了重大贡献，政府兴办地方医学的举措也为地方医家的诞生起了推动作用。
（三）宋元时期江西医学的发展
宋元时期，江西已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真正进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昌盛，江西医药也一改过去缓慢发展的状态，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甚至一度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自宋代开始在地方设立惠民药局的制度，在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催生了民间药材市场的繁荣，建昌军药局、樟树药市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药材市场的发展在方便医生用药的同时，也为提高疗效提供了物质保障。
三、近世时期
（一）明清时期江西医学的繁荣
明清时期是中国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创新的时期，作为地方医学的江西医学在明代也逐步走向繁荣。明承元制，继续实行医户制度，保证了世医家族的坚守，经过几百年不断积累与代际传授，世医家族的专业化道路更具特色，享誉全国的名医不断涌现。明代建立的地方医官对地方习医之人定期考核，将其中医术精湛、疗效优长者推荐进太医院的制度，为地方医者打通了一条为仕之路。不少医者因此脱颖而出，受到朝廷、王府的重视。清承明制，地方医官继续负责选拔良医送太医院、御药房等机构任职。江西的众多名医在成为太医院吏目、御医、王府良医，为自己赢得声誉的同时，也将江西医学的影响扩大到全国。名医们对各种疾病展开了广泛研究，不仅撰写了大量医学名著，而且推动了医疗技术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医家掌握了人痘接种法，为天花的预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曲折发展
晚清以降，以近代科技为根基的西方医药开始大规模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西医并存局面出现，中西医汇通学派[晚清，江西泰和籍医家唐宗海（1862-1908)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开后世中西医结合之先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境内创办了“江西医学堂”“泰和医学堂”“九江民主生生医学堂”等一批医学校，开设的课程中西医学皆具，促进了江西中西医的结合。1942年，萍乡黄道映创办私立平安医院，内设内、外、妇、儿科、采用中、西医两法诊治病人，成为江西第一家中西结合医院。]诞生，中西医结合的医院产生。至民国，中西医孰优孰劣，纷争四起，中医药的发展面临种种挑战。江西中医药从业者在此大环境下，主动顺应时代变化发展要求，勇于挑战，不断创新，取得了不错业绩，一些领域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力。
民国时期的江西中医药界名医辈出，据1939年《江西统计月刊》刊布，江西中医总人数3306人，请领证书行医的521人（南昌159人）。[《江西省中医人数统计》，《江西统计月刊》， 1939 年 第2卷 第3期，第38-40页。]《中华中医昆仑》[《中华中医昆仑》是为我国近百年来150位著名中医药专家编辑出版的传记丛书，全书共15卷，500余万字，是一部具有历史、学术、文化、实用、典藏价值的传世著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对于广大中医师坚定中医信念，培养医风医德，提高医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遴选了近代百年来150位中医药名家，江西有姚国美、程门雪入选。民间对南昌中医界有“四大金刚（姚国美、谢双湖、张佩宜、姚稚山）的趣话。姚国美、廖鼎新、谢双湖、张佩宜、姚稚山、谢佩玉、刘文江、江镜清、许寿仁、杨志一、黄石屏、罗瓒、廖幼民、孙骁初等在中医界颇有威望。他们学术成果丰硕，临床效果显著，救死扶伤，活人无数，践行着“大医精诚”的高尚医德。像坊间流传的“请了姚国美，死了也不悔”“请了姚稚山，好似吃仙丹”，更是为江西中医界添了不少佳话。
（三）中央苏区中医药
中央苏区是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创地，也是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起源地和人民医学教育的发祥地。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随着中央苏区的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为切实解决劳苦大众“生疮害病”问题，党领导苏区军民将医疗卫生工作与军事斗争、政治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医和中草药的作用，在中国医疗卫生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现代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步入正途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如团结中西医问题、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等。中医药的研究、临床活动逐步从个体、自发、分散状态转轨到有组织、有计划、集中进行状态，各项管理制度得到完善，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逐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江西省自1950年始，各地纷纷成立中医联合诊所，广泛开展中医医疗活动。1951年4月，南昌市中医药会创办的《江西中医药》月刊，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发行最早的中医学术期刊之一。1953年，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批准创办江西中医进修学校，以提高中医人员的理论水平，成为江西历史上第一所由国家兴办的中医学校。
建立江西省中医实验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规定，关于“团结中西医”与“中医科学化”，1953年3月江西省筹备建设江西省中医实验院，1954年5月江西省中医实验院成立，举行开院典礼，是为国内第一所中医医疗科研机构。中医实验院业务性质是以临床实验研究为主，组织形式、设备和工作方法都是从中医科学化出发的。在组织方面设有行政、实验两部分，不仅有中医师，还有西医师、药师、化验师。在设备上除了医疗检验设备外，并有标本模型、气象室、图书室等九大类。在工作方法上，有计划有重点地收容病例，经过正确诊断，系统实验，以总结和发展中医的治疗工作，并使其提高到科学的理论水平。1962年改为江西省中医院。1959年，江西中医实验院集体编撰的《三年来的中医药实验研究》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江西中医药现代科学实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1958年3月，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成立，设有文献、临床、中药3个研究室，该所开展的脏象实质研究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958年9月，江西中医专科学校成立，1959年在该校基础上成立江西中医学院，从此江西有了融教学、临床、科研为一体的中医最高学府。1962年9月，江西中医药群众学术团体―江西省中医药学会成立。“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被撤销，《江西中医药》杂志停刊，大部分地、县中医院停止工作，江西中医学院一度并入江西医科大学，中医药科技人员“下放”农村，使江西中医药教学科研工作不能正常开展，陷入停顿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中医药繁荣日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西的中医药科学研究出现了新面貌。多学科互相渗透的综合性中医药研究兴起，在中医药科研和临床工作中开始应用新的科学技术，江西中医药开始进入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医现代化的新时期。
1981年江西省中医药研究所重新恢复。1985年，在南昌市召开了振兴江西中医大会，讨论制订了江西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1989年，江西省中医药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为省卫生厅领导下的全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工作的学术性咨询机构，从而使各地中医药科技管理机构得以健全，中医药科研机构、临床机构得以陆续恢复和建立。至1990年底，江西省已拥有中医院校2所，中医院96所，中医药科研机构1所，从事中医药的各级专业人员20699名，出版学术专著近百部，取得重要科技成某112项，其中32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江西省着力构建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加强科研成果转化，中药固体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广泛应用于江中健胃消食片、复方草珊瑚含片、金水宝胶囊等江西中药大品种的生产。2017年，省委省政府高起点规划、高位推动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的建设，按照“双核驱动、协同发展”的模式，打造中医药科技创新生态圈。正加快推进国家中药先进制造与现代中药产业创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等一大批大项目建设进度。
进入新时代以来，江西中医药发展取得优异成就。“十三五”期间，江西省累计投入45亿元资金，加强公立中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已有近90%中医医疗机构完成新建或改扩建，省市县三级中医医院就医条件明显改善。在2020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中医类医院排名江西省列全国第11位，比2019年度提升了16位。目前，全省共有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131家，市县公立中医医院基本实现全覆盖；建设基层中医馆1710家，实现全省全覆盖。中医药服务总量不断扩大。
进入21世纪，江西省中药工业化水平突飞猛进，2021年，江西省中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29.05亿元、同比增长11.90%，工业产值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中药行业销售额过亿元的优势品种36个，超10亿中成药优势品种5个。济民可信、仁和药业、青峰药业、华润江中、汇仁药业等中药龙头企业，带动形成樟树、袁州、小蓝等6个中医药产业集聚区。2020年，中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65亿元，中成药销售额过亿元的优势品种36个；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311万亩，主要品种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达65%，34个“定制药园”项目有序推进，中药材溯源体系初步建立，道地药材生态种植规模逐步扩大。中药工业产值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中药行业销售额过亿元的优势品种有36个，超10亿元的中成药优势品种有5个。在济民可信、仁和药业、青峰药业、华润江中药业、汇仁药业等中药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逐步形成了南昌小蓝、南昌高新、袁州、樟树、章贡、峡江、赣江新区等7个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医药产业集聚区。
江西中医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广大赣鄱儿女的健康昌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江西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党和国家中医药政策的引领下，新时代江西中医药正在中医药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固本兴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